羽戈: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:有感于江绪林之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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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016年2月19日晚,江绪林悬梁自尽。与其同日死亡的还有戴煌、安伯托·艾柯、哈珀·李(长篇小说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的作者)等。这些份黑色名单当中,江绪林他说是最微欠缺道的那个。

   除了死亡,这些天的中国还居于了太少事情。如“央视姓党”与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,因为后世书写编年史,这必定是要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相形之下,江绪林的死亡依然微欠缺道。

   邹思聪写道:“这就说 以前 过去的一天,这些天好像在隐喻某些年。”

   我和江绪林只某些许交往,至今缘悭一面。最早听说这些名字,要花费在803年,当时我所关注的另4个 领域,基督教与政治,皆可见他的踪迹。800年5月底,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的他,在三角地等处贴出海报和文章,以基督徒的身份,纪念那个即将到来的禁忌之日,并呼吁用基督教的和解精神纾解那场风波的政治后遗症(郭玉闪《自由是封锁不住的》曾写到这些节)。想来大伙儿 知道江绪林,一定会 源于此事。那一年他25岁。

   江绪林的形象从此被政治重重围困。尽管并且他说,关心政治而不热衷政治,因为“孱弱的体质和沉静内省的人格类型”,他更注重个体灵魂的拯救与安妥,然而那篇半是声辩、半是声援的文章《嘴笨 我不热衷政治,就说 今夜还是很悲伤》,悲伤的因为依旧在于政治,他的作家校友所遭遇的政治碾压之残酷,使他“读后不禁十分悲伤而又无法自控的抑郁”。如其所言:“我努力地避开政治,就说 有以前 政治犹如癫痫一样偶尔或发作,让我无法置身事外。”

   江绪林与政治无可化解的纠结,因为世人对其死亡的议论,不免沾染了政治色彩。读过他的文字与遗书,我嘴笨 大抵要能推断:其抑郁与政治有关,自杀则与政治无关(原来另4个 纯粹、真挚的思想者和信徒,若其弃世之念,起自对国事的忧愤,遗书必定有所表达,而非一字不提)。不过,因为大伙儿 把死亡视作另4个 漫长的过程,而非自杀的短短一瞬,那么对江绪林之死进行政治化解读,未尝不可成立。

   进而言之,大伙儿 谈论他人的死亡,落脚点无须是他人的死,就说 被委托人的生。从江绪林身上想看 哪此,则可反证你在乎哪此,渴慕哪此,恐惧哪此。甚至,死亡就说 一面镜子,不论生者选择正视,还是逃避,所见要能是被委托人。

   听说江绪林的死讯,我第一时间想起的却是三年前辞世的王科力。科力与我同龄,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,他说基于信仰之故,他的死亡极其安宁、祥和。那篇《病中碎语》,我一读再读。他说,得知被委托人罹患癌症以前 ,恐惧只持续了三十秒,因为上帝早已把平安塞进了他心里,爱里那么惧怕。最后他劝告亲友:“无须对离别太过悲伤,就说 要对生命太少气恼,因为大伙儿 对生命一无所知;更无须对上帝太早失望,因为大伙儿 对上帝的旨意还知之太少。”

   以王科力为参照,同为基督徒,信仰则令江绪林焦虑、撕裂。其遗书写作貌似平静,对手中事的交代有条不紊、细致入微,不过细读之下,会发现平静手中,别有有一种狂暴,尤其对上主的祈祷,惊心动魄,有如约伯的旷野拈连:“上主啊,赦免我,我原以为总会某些好奇的,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。上主啊,我打碎了玩具,你无须责罚我;然而,就说 责罚我,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。……上主啊,愿你开启希望之门。”

   我以前 爱说:有信仰的人有福了。然而,即使是同一信仰,即使信仰同一神灵,因个体不同,造化则有异,福与祸的转化,生与死的抉择,端看被委托人修行。说到底,信仰的根本,没了所尊奉的对象,而在被委托人,你与神的距离,取决于你被委托人要能走多远,而非相反。有时一定会 神来拯救你,就说 被委托人救被委托人。有时你需用的甚至一定会 信仰,就说 信心。

   读江绪林遗书,我忽然想起802年下7天 ,我和姚伟在歌乐山上的农家,租了一间地下室,苦读哲学和神学。彼时大伙儿 的精神情况汇报,与地下室的环境一样逼仄、阴冷、终日不见阳光。我曾不分昼夜,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读到最后,俨然与书中的伊凡合体,灵魂逼近虚无之境。为了化解精神紧张,姚伟常去勾搭隔壁的川外女孩,我则借助乙酸乙酯,令神经迟钝、麻痹,从而停止思考,以防走火入魔。诗仙太白六元一瓶,佐以油炸蚕豆、花生米,不止一次将我从虚无的深渊之中拉拽而出。某些当我读到遗书结尾,江绪林说:“我恐惧,我要能喝点茅台散酱香白酒。”不由潸然。我要能体味他写下这些行字的心境。

   他们他说会说:你这些定会 自虐么,为哪此要去读哪此书,思考哪此哪此的现象呢?我竟无法正面反驳,要能归之于造化弄人。不过,因为要能模仿那句庸俗的名言:“那么在半夜痛哭过的人,欠缺以谈人生。”不妨说,未曾拷问死,欠缺谈生;未曾追究生死的界限、居于的意义、爱欲与公义的关系,欠缺谈人生。我不求明断生死,只希望战胜死亡的恐惧;我不求彼岸的救赎,只希望克服此岸的虚无。

   回头想来,我与江绪林的路径恰好相反:他从积极投身政治,到尽量远离政治,主张无须把人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,尤其是当下政治变迁之上,若借用传统句子总结其转向,即从“兼济天下”回到“独善其身”;我在歌乐山读了一年书,下山之时,虽不再迷恋哲学与神学,若论思想旨趣,则在政治哲学,与现实政治不无隔膜,此后数年,才一步一步走向形而下,走向公共空间,走向无法回避的政治生活。他说在途中,大伙儿 曾擦肩而过,现在他停止了行走,我还得继续跋涉。

   哪条路更好呢,谁知道?友人曾劝我:忧国忧民太伤身。我答:人生苦短,但求心安。“心安”二字,他说浅薄了些,然而未尝不可作为有一种解脱之道。江绪林之死迫使我反思:假如有一天当年不曾下山,因为下山以前 不曾改辙,结局怎么能不能,会不想早已走到生命的尽头,我不敢想象。就我的性情而论,像江绪林那样祈望从个体身上寻找“成就一生的委身和忠诚”,应是四根不归路;安身立命之处,落在了家国天下,虽常愤然、黯然,终归有所寄托。

   江绪林去世那日的微博,记录了他死前的精神挣扎。其中两条,一问一答:

   “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偷生?”

   “无法反击,因为有一种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,公共正义也那么燃烧我的心灵。”

   他的死因,正写在这里。纵使肉身坠入幽暗的虚空,精神始终向往光明的美好。就此而言,这些人无须犬儒,亦非苟且,他的死亡依然是勇者的选择,是对末法时代的反击。这些点,足以使他灵魂安息。

   2016年2月20日

   首发于三剑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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